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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垃圾付費確實能減少垃圾生產量，人們會養(yǎng)成更好的充分利用物資的習慣。

2、垃圾收費只有和垃圾分類結合起來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，建立完善垃圾收費制度的國家無不是有效施行垃圾分類政策的國家。

3、收費不應該是目的，減少垃圾總量才是目的，別讓垃圾收費政策成為下一個“限塑令”
日前，國家發(fā)展改革委公布關于創(chuàng)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(fā)展價格機制的意見。意見指出，2020年底前，全國城市及建制鎮(zhèn)全面建立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。同時，探索建立農村垃圾處理收費制度。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2016年全國214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達到近2億噸，不少城市都出現(xiàn)“垃圾圍城”的現(xiàn)象。大中城市生活垃圾連年增長，收取垃圾處理費真的能遏制住垃圾量增長的勢頭嗎？

垃圾計量收費是大勢所趨

1972年，經合組織成員國（OECD）環(huán)境委員會提出了“污染者付費原則”（Polluter Pays Principle），污染者必須承擔清除和削減污染后果的費用。后來該原則又擴展到了“污染者和使用者支付原則”（Polluter and User Pays Principle），污染治理的受益者也應當承擔一定的費用。生活垃圾收費正是基于以上原則提出的。

作為使用者，居民和企事業(yè)等單位享受由政府提供的垃圾收集、運輸和最終無害化處理等服務，應為此支付費用。垃圾收費標準不是垃圾排放所造成的環(huán)境損失，而是垃圾收集、運輸和無害化處理的運行費用。

垃圾收費主要采取三種方式：稅收方式，將垃圾費收繳附征于一些稅收，如財產稅、營業(yè)稅、人口稅和產品稅等；附征于公用事業(yè)的收費，將垃圾處理費附征于水、電、煤或有線電視費中；直接收費，直接向公眾收取垃圾費，其中直接收費按照計價方式不同，又可分為定額制和計量制。

 

2016年全國214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達到近2億噸，這致使不少城市被巨量垃圾圍困

而中國在過去十幾年的垃圾收費，采用的正是定額制，通常是隨物業(yè)費、水費或是燃氣費一并征收。按戶收取垃圾處理費，固然簡單易操作，可只按戶不論具體垃圾排放量、扔多扔少都一樣的收費模式，弊端也很明顯：這既導致市民缺乏足夠的垃圾減量動力，也會產生少排者補貼多排者的現(xiàn)象。也就是說，這無益于垃圾源頭減量，也顯失公平。

大多數(shù)國家如美國、德國、韓國、日本、瑞士等國家，均采用計量制的方式收取垃圾費。像德國，起初也是按居民住房面積收取垃圾費，后來為了垃圾減量與付費公平，就推行了垃圾計量收費，垃圾收費按垃圾桶的大小，以及清理次數(shù)等來計算，如35升的垃圾桶每星期清理一次的年費為68歐元，約合530元人民幣，每兩星期清理一次，在收費減半。

荷蘭、比利時等國做的跟蹤研究表明，垃圾付費確實能減少垃圾生產量。人們會養(yǎng)成更好的充分利用物資的習慣。可以想象，垃圾按量付費制后，牢固但費料少的包裝也會成為商家的一個新賣點。中國臺北等地的經驗也表明，由于受垃圾排放總量減少、分類處理成本降低等因素影響，每單位垃圾的收費標準十幾年來反而是降低的。

 

臺北市的專用垃圾袋，居民需要到便利店或其他指定地方購買

不能繞開垃圾分類談垃圾收費

很多發(fā)達國家在多年的垃圾管理經驗中都充分認識到，垃圾末端處理的對策是被動的，只有對垃圾采取源頭減量和有效的資源化利用，才是解決垃圾問題的關鍵所在。垃圾收費的重點并非收費，作為一種環(huán)境政策工具，只有和垃圾分類結合起來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。建立完善垃圾收費制度的國家無不是有效施行垃圾分類政策的國家。

垃圾分類在大陸被正式提出可追溯到2000年，建設部城市建設司確定北上廣等八個城市為“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”。但是直到2010年，住建部發(fā)布《生活垃圾處理技術指南》，在基本要求中指出，“應盡可能從源頭避免和減少生活垃圾產生，對產生的生活垃圾應盡可能分類回收，實現(xiàn)源頭減量。”“源頭分類”這才被提出。

然而直到今天，對于源頭垃圾分類，相關政策方案都缺乏可操作性的指導，在法律上更是一片空白，國內試點城市的垃圾分類工作并不順利。據(jù)《人民日報》報道，中國首批8個城市試點垃圾分類收效甚微。而此次發(fā)改委的意見中也提出“對具備條件的居民用戶，實行計量收費和差別化收費，加快推進垃圾分類”。

 

臺灣垃圾回收示意圖

為什么垃圾分類在中國進行地舉步維艱？

第一個原因就是，給垃圾桶分顏色很容易，培養(yǎng)居民的分類意識卻很難。盡管垃圾分類的宣傳已經“鋪天蓋地”，但改變混合傾倒的意識依然任重道遠。據(jù)復旦大學2015年的一項調研顯示，上海市居民自覺參與垃圾分類的比例僅為24%左右。

第二個原因是，就算有居民很認真的將垃圾分好類，但是垃圾車卻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車都給收走了。這也是很多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的現(xiàn)狀：分類投放搞得風風火火，在收運和處理環(huán)節(jié)卻依舊“雜錦一鍋飯”。而在中國臺北市，有專門的垃圾車來收垃圾。每天在固定的時間，垃圾車都會沿著固定的線路收垃圾，行駛時會播放特定音樂提醒市民：可以拿著家里的垃圾來扔了。清潔人員會跟車檢查垃圾有沒有按要求分好類，確認無誤了才可以丟上垃圾車。

第三個原因是，垃圾分類缺少操作指導，什么樣的垃圾算是可回收、該怎樣放，宣傳是不到位的。相比之下，日本橫濱市給每個市民發(fā)了長達27頁的垃圾分類手冊，有518項注意事項和條款。垃圾中轉運輸站等機構每年年初都會給責任區(qū)內的每一個家庭發(fā)放垃圾掛歷，每天收運什么垃圾，在掛歷上都有文字圖案標明，一目了然。居民們每天只管按圖行事，就輕松做到了科學分類回收。

 

日本新居浜市政府官方網站上的垃圾分類信息

還有一種觀點認為，中國大量存在的民間拾荒者已經將垃圾分類得很好了，并且也體現(xiàn)了源頭減量，不必要再從居民這里做垃圾分類了。

這其實是對拾荒者作用的過分夸大。民間拾荒只關注有利可圖的廢棄物，消納能力其實非常有限。像是從2015年開始，廢紙板、廢鐵收購價一路狂跌，再加上居高不下的運輸成本，回收商根本賺不到錢，很多以往搶手的廢品根本沒人要，不少地區(qū)都出現(xiàn)了新的“垃圾圍城”現(xiàn)象。

另外一點就是，拾荒者難以對更大量的、干濕不分的生活垃圾難以進行有效的回收再利用，這部分垃圾才是真正困擾中國城鄉(xiāng)垃圾管理的難題。垃圾未經分類的情況下，焚燒容易引起二次污染。垃圾焚燒產生二噁英有一個必要條件，就是含有氯元素。垃圾當中的含氯塑料制品和含鹽分較多的廚余垃圾，正是產生二噁英的“罪魁禍首”。此外，若垃圾含水量過高，缺乏輔助措施的情況下，焚燒爐煙氣難以維持在不產生二噁英所要求的820℃以上高溫條件。

對垃圾付費制度的一個可能的“中國式智慧”是偷偷將垃圾倒到別人那、單位里或公共場所。這一點可以借鑒“臺北經驗”，臺北在開展此項制度前，對試點以及鄰近地區(qū)的垃圾產生量、資源回收量都進行了預先統(tǒng)計和監(jiān)測，以觀察按袋計量對減量和分類的效果。在制度開展時則派出大量義工在垃圾收集點站崗協(xié)助勸導，同時出動大批環(huán)?；槿藛T嚴查棄置與未使用專用袋者，對違法者予以罰款，并鼓勵民眾主動檢舉環(huán)境污染違規(guī)行為。

 

拾荒業(yè)對源頭減量和垃圾分類的實際貢獻不能過分夸大

別讓垃圾收費政策成為下一個“限塑令”

垃圾處理的回收、清運、中轉、焚燒是一個完整統(tǒng)一的鏈條，以焚燒為最終目標，分類在任何環(huán)節(jié)都相當重要，而分類應在垃圾回收處理的各環(huán)節(jié)同步進行。垃圾計量收費只能是經濟手段，唯一的目的應當落腳于垃圾減量。如若單純?yōu)榱耸召M而收費，或抱著為了減輕地方在垃圾處理方面的財政負擔，或彌補當前垃圾費征收不足等目的，不僅會增加市民負擔，更會讓人聯(lián)想到“罰款”，其效果很大可能步“限塑令”的后塵。

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想要避免重蹈“限塑令”的覆轍，就不能單兵突進，必須有垃圾分類政策的全面配合。而全面推廣垃圾分類，政府部門必須承擔起該承擔的責任。

無論日本、韓國還是中國臺灣地區(qū)，在推廣垃圾分類的過程中，政府都是“事無巨細”，《南方周末》評論員史哲就曾寫道：“除了制定相對完備法律、定制垃圾箱、垃圾袋，垃圾袋需購買，扔垃圾要收費等等，更多體現(xiàn)在各種傳媒上幾年如一日的公益廣告，從幼兒、小學開始的基本教育，給臨時租客、游客房間鑰匙的時候同時附帶的一本垃圾分類指南，還體現(xiàn)在垃圾投放點的監(jiān)視攝像頭，按時上門的垃圾分類收集車，一旦發(fā)現(xiàn)有人亂丟垃圾就會上門的警察……更極端的，甚至包括對于拒不分類的人，由政府工作人員上門指導、監(jiān)督，幫助教育。”

回到根本，收費不應該是目的，減少垃圾總量才是目的，而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基礎性工作，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。